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裴杰望着屏幕，两眼逐渐失焦。

这时门口传来指纹解锁的声音。

他一下子回神，匆忙调台，关掉电视，赶在魏钊开门的同时迎到门口。

两个人都没提白天发生的事情。晚上躺在床上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听着身侧彼此的呼吸，始终忽短忽长。

半晌，魏钊轻声地问一句：“睡不着？”

两人在黑暗中对视一眼。

然后不约而同掀起被子挪动身体。魏钊躺倒大床中央，头放进两只枕头的夹缝里，裴杰枕上他的胸口，手环上胸膛，听着他的心跳和呼吸。

“你知道我印象里面，神经最紧张的一次，是什么时候吗？”魏钊慢慢揉捏他的手指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裴杰配合地追问。

“97年年底，我去派出所，办新的身份证。”

那时候“卫锦文”的名字已经随无主尸体火化成灰了。他带上张道英搞到的户口本，从死者租住的棚屋里，搜刮出来的存折、欠条、车票等一切写有名字的东西，去往那人的原籍，补办“遗失”的身份证。

一路上他反复告诉自己，手里材料都齐全，那人离开太久早就没人记得，不会出纰漏。又把所有民警可能问起的问题一个个列出来，在心里反反复复练习。

这样他可以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派出所，拉出那套说辞，把证件递过去。

然后在接过表格，填写第一栏的时候，就写错了出生年份。

他看着那个圆圈半开半闭的“6”，浑身冷汗都下来了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
民警看见他深深地埋着头，攥住笔一动不动，投来疑惑的目光。他顶着几乎要把自己压垮的重量，硬着头皮继续往下写，把“1976”涂改成“1974”。

表格递过去后，他手心里全是汗，裤管里小腿都在颤抖。脑中已经开始预演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冒名顶替暴露，他又被扔回监狱，一辈子只能看高墙里的天空。

民警却只是一把抽过表格，飞快地扫一眼，签字按手印，丢过来一堆户口本、回执单。

“3个月后来领。”

态度冷淡又漫不经心。

办完事出来，他站在派出所门口，吹着深冬的寒风，突然“哧”一下笑出来。

自从两年前被逮捕后，第一次露出释然的笑容。

内心意识到，毁灭他的、放过他的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。

过后再回明城开户，办暂住证，学车、领驾照，他重复着那个名字、出生日期，一遍比一遍熟练，再也听不出丝毫犹豫。

1998年4月，有帮派上公司打砸，他在斗殴中被扎到脾脏。伤愈出院后，张道英给他放了半个月假。

他利用这段时间，又跑了一趟佳木斯。

这次他没有办任何事情，只是去到那人父母生前工作过的工厂，抬头看着那些巨大而安静的机械，漫无目的闲逛。找到那人在镇上住过的老屋，撬开门锁，缩在床板上睡了一夜。

两个年龄相近的年轻人，一个东北，一个西南；一个丧母，一个失去父亲。

同样的穷困潦倒，无依无靠。

纵然素未谋面，看着那个破败的小镇，小小的屋子，糊墙的报纸，剥落的墙皮，他被唤起一种刻在骨子里的熟悉。脑海中完全想象得出，那个人前半生过着怎样的生活。

又是如何穿越大半个中国，流浪两千五百公里，最后孤身一人，客死异乡。

如果那辆车没出现在加油站，这也会是他的结局。

离开的时候，他坐着绿皮火车，把手搭上车窗，看着外面的东北大地。

满地皑皑的积雪已经开始化冻了，大片大片的黑与白，铺满一望无垠的平原。

吹着迎面而来的凉风，他